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河南舞阳贾湖骨笛出土，音乐伴随中华民族经历了九千年的历史沿革。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至今，吸纳、融合并且发展了来自不同文明、地域、民族的音乐文化，最终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形式。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进程中的活态展现。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脉络

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将世界各民族的音乐分成三大音乐体系系：“中国乐系”、“希腊乐系”、“波斯阿拉伯乐系”。其“中国乐系”包含了中国汉族以及各少数民族音乐。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这一名词的解释，通常也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

在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不断的文化交流，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包容形态。音乐文化作为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传递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将儒家思想与道德观念辐射到了周边国家地区，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中，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亦不断地传入中原，许多原本由国外传入的他民族乐器，现今也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乐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音乐逐渐形成了一体多元特征。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音乐文化的全面冲击。在这场巨大的文化冲击影响下，无数民族音乐家基于民族意识，思考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无论是是“洋为中用”、“中西并举”，亦或是“全盘西化”，这些都是先辈们开拓出的方法路径，实践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中国音乐文化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百年的探索与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所呈现的不仅是音乐本体与演奏者本身，更应该表现出新时期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

中国传统音乐的当代实践

中国音乐学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郭兰英、吴雁泽、刘明源等耳熟能详的老一辈民族音乐表演艺术家，将《我的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红军哥哥回来了》等作品的演绎深入人心，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罗忠镕、施万春、沈洽、杜亚雄、乔建中等老一辈作曲家、音乐理论家的《洪湖赤卫队》《人民万岁》《中国民族基本乐理》《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音腔论》在音乐创作、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从传统音乐文化中吸收养分，在理论方法与表现方式上取各家之长，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扬光大。

今天，中国音乐学院师生继续传承中国音乐文化，陆续创作出《人民是天》等脍炙人口新作，伴随涌现了张也、雷佳等优秀演员，他们以《走进新时代》、《江山》等作品唱响新时代的经典主旋律，以家国情怀激励、影响着年轻一代的奋斗与成长，还有一大批音乐教育家呕心沥血，投身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工作中，致力于民族音乐和乐器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发展、弘扬做出贡献。

新时期中国音乐体系的建构

中西方音乐差异追根溯源在于，西方音乐家是由教会或宫廷贵族豢养，而中国则不同，往往音乐家本就是贵族出身，与此同时老百姓也有自己的音乐，《诗经》的《风》《雅》《颂》就体现了中国音乐兼容并包的特点。当代中国学术体系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理论滞后于实践、理论脱离实践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们不能再以西方理论来校准中国学术问题，因为只有基于中国现实情况的实践才能够实现中国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运用西方体系衡量我们自己的文化，其“精准性”必有待考量，因为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不同”，而并非是“不及的不同”。

什么是新时期的中国音乐？必然是符合中国人民审美标准，愉悦中国人民的音乐，才是真正的新时期中国音乐。所以当下的中国音乐文化传承，它不应该也不再是西方范式下所谓“中国元素”的符号化运用，它必须是既有传承，又与我们今天新时期的生活紧紧相连，这才是属于人民自己的音乐。因为新时期中国音乐文化创写与实践的前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具有共性，只有被中国人民喜欢的音乐，才有可能被外国人民喜欢。

中国学派的构建涉及哲学、历史学、法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范式变革，必然需要跨学科的理论实践与合作。“中国乐派”的建构，正是在这种“多元一体”学科合作基础上而展开的，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时代语境中传承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华文化是在中华大地上兼收并蓄而成，它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跨地域传播与融合。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也是如此，多元一体是其特征，多元是它的表达形式，一体是它的文化内涵。新时期的中国音乐文化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与传承，具有属于中国又超越中国自身的文化影响力。（王峥，作者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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